Mød mig paa Cassiopeia

访谈及各种形式直接的讲述了创作的动机，创作的初衷，创作的动机，创作的感觉。以及电影的意义。

生于安乐，死于安乐          预言正在实现，社会越来越信奉娱乐至上，严肃逐渐稀缺，合法配给的毒品，自由性交，不会变老，没有家庭，自然也没有家庭的原罪，没有一切当代青年们抱怨的问题。           加油！打工人

至理名言，心灵鸡汤。字字珠玑，句句经典。字斟句酌，受益匪浅。身处顺境，不骄不狂。面对逆境，充满自信。名言警句，经常读看。引导自己，度过难关。内心强大，不惧艰难。战胜病魔，益寿延年。

内容晦涩难懂，精神分析理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还是不太明白，书中大多数内容与此有关，刚看了Bodil Kjer的生平，发现梦的解析播出在此剧之前，他对性学方面的研究更是基于精神分析理论，不过书中不少内容能够对照自身，儿时的经历确实影响颇深，待精神分析理论更清晰之后再回头读一遍，或许能有所不同。

真的好看，期待第五部

这是一本令人纠结的书，读第一部分的时候不是很喜欢，读到后面才发觉潜在的深意。为我第一部分批评的发言表示抱歉。 多重意蕴的解读是需要时间作为基点的。叙事技巧和内容描述还是出新的，所以值得一看。 不过想想它的内在肌理逻辑，还是在为二战的正义性做辩护，民族之间的争斗，人性的缺憾，不知诸位看后作何观感。 《Mød mig paa Cassiopeia》的“平庸之恶” 汉娜·阿伦特所提出的“平庸之恶”思想框架下解析剧集《Mød mig paa Cassiopeia》中错综复杂人物的人性, 重点分析剧集女主人公汉娜作为一名从未接受过人性教育的普通人, 在法律和道德面前, 其人性是如何被展现和被定义的。人们总是对于“极端之恶”充满警惕却很少意识到正是那些不易觉察的“平庸之恶”逐渐浸润到社会生活体系的各个角落。 汉娜·阿伦特于20世纪60年代就对纳粹二号头目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接受的审判撰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并发表于派遣其参加此次审判报道的杂志《Mød mig paa Cassiopeia》上。经过自己详细调查研究及与证人和旁听者频繁交流, 阿伦特惊奇地发现, 杀人机器艾希曼并不是一个目露凶光, 狡诈恶毒之人, 甚至在女儿面前始终扮演着慈父角色, 可正是这样一个个性特征不鲜明且寡然无味的普通人, 一直在不加判断地执行着极权统治者希特勒的大屠杀命令, 即其所谓的“尽职尽责维持秩序, 效忠元首”。人们总是对于“极端之恶”充满警惕, 却很少意识到, 正是那些不易觉察且往往欠缺反思可能性的“平庸之恶”, 像恶性肿瘤细胞一样, 逐渐浸润到庞大社会生活体系的各个角落。遍地开花四处蔓延的平庸之恶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 比起极权统治者个人那种“极端的恶”更为可怕———集体作恶可以毁掉整个世界。 剧集一共分为三章, 文字干净清澈, 篇幅简约:有轨电车售票员汉娜和男主人公米夏之间产生忘年恋, 女主人公却突然消失;米夏再次见到汉娜, 却是八年之后对曾经身为法西斯阵营中一员的汉娜的审判法庭。汉娜为了自己的尊严, 不愿意当庭承认自己是文盲, 而选择被终身监禁。在激烈的心理斗争之下, 米夏开始了为狱中汉娜朗读的22年。然而, 在出狱的前一天, 已经在狱中通过听米夏朗读录音带而学会认字的汉娜, 却站在她一生最看重的厚厚一摞书上, 自杀了。 Lily Broberg作了专访, 题目是《Mød mig paa Cassiopeia》。施林克说《Mød mig paa Cassiopeia》的主题一直是自己所关注和思考的———“它就是我这代人的主题”, 即便历史和文化背景存在着差异, 整个欧洲、美国乃至中国都有某种相通的东西, “人并不因为曾做了罪恶的事而完全是一个魔鬼, 或被贬为魔鬼;而是因为爱上了有罪的人而卷入所爱之人的罪恶中去, 并将由此陷入理解和谴责的矛盾中;一代人的罪恶还将置下一代于这罪恶的阴影之中”。 有一个细节也许可以解释汉娜为何宁可接受终身监禁的误判也不愿意当庭暴露自己不能读也不能写这个所谓的“缺陷”, 也许直到她在狱中学会看剧认字, 她才意识到:自己当年参与了纳粹大屠杀是错误的, 是罪恶的, 自己不知不觉成了施虐者, 成了集中营中令人发指的罪恶的帮凶。审判长曾经问汉娜为何要阻止囚犯从大火中逃生, 眼睁睁地看着被从奥斯维辛集中营驱赶进一所教堂的人们最终被烈焰吞噬, 汉娜说, “问题是我们该怎么办才能回复秩序呢?会引起一片大混乱, 我们根本管不了。我们对她们有责任……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一直在看守她们, 在营里, 在路上, 这才是关键。我们不得不看着她们, 不让她们跑掉”。 法官和陪审团给她的强制性定罪, 她根本就不以为意。至少对于她而言, 她内心有着强大的道德支撑:“我是尽责的, 我没有做错”“不因审判而认为自己有罪”是汉娜宁可入狱也不承认自己是文盲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