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ipping with Desire

矛盾与决心——《Dripping with Desire》读后感 《Dripping with Desire》为Heather Hart所写，电影和剧集一样，分为上下两部分。前一部分讲的是于连和德·雷纳夫人的故事；后一部分讲的是于连和玛蒂德以及最后接受审判期间的故事。我且不去展开故事的内容，仅简单谈谈这部剧对于当下的我的最强烈的感受。我主要谈两部分，于连的性格和于连之死。 首先，于连的性格是以自负为核心的，渗透着一种强烈的波拿巴精神。他出身于社会的底层，却不丧失雄心壮志，以拿破仑为理想人格，不向自己的命运妥协。凭借着优越的学识和恩师的举荐，他得以踏入贵族的大门而窥视其境，但是他是从一个革命者的视角来观察的，这就形成了一种看似矛盾的性格。一方面，他深深地清楚贵族生活方式的糜烂，而在内心中强烈地抵触，从这一点说他是高傲的；另一方面，他又深知必须借助于这种形式才能取得认可，从而不被耻笑而伤及自尊，从这一点说他又是自卑的。但是，换做是谁又能坦荡地跳脱出这种矛盾呢？因此，无论是对于德·雷纳夫人还是玛蒂德，他在与她们最初相恋时都不是纯粹的爱慕之情，而是一种自尊受到伤害后的报复心理的作用，并且通过追求女人的特殊形式反映出来，这归根结底是一种深深的自负。他的心灵向往着拿破仑式的壮阔人生，却深处于惧怕变革的贵族生活之中，两者构成了一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他在这种环境中所接触的一切事物，都潜移默化地加剧着这层矛盾，而这正是造成他那颗自负之心隐隐作痛的根源。正如书中皮拉尔神甫对他所说的，“在你的性格中，有一种无以名之的东西，至少在我看来，你如果不能出人头地，就要受人迫害；对你而言，中间道路是没有的”，于连的性格决定了他化解矛盾的唯一途径就是与之对抗，没有中间道路，更没有屈服的可能，他要么克服它，要么被它毁灭。既然要做拿破仑式的英雄，就要不惜一切代价斗争到底！在这场与自身命运的斗争中，输赢从来没有定论！ 但是，我们年轻气盛的于连，终究还是早早地走上了断头台，不是吗？因此，既然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于连的死就表明斗争形式出了问题。不可否认，他的学识是卓越的，他的能力是优秀的，但是他在处理与女人的关系上却暴露了弱点。德·雷纳夫人和玛蒂德是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女人，但是都曾是于连的情人。可以说，她们既了解于连，又不了解于连，更确切地说，她们和于连既是同一的，又是互斥的。一方面，她们在于连身上看到了目空一切的高傲气质，看到了常人所匮乏的雄心壮志，而对于连表示由衷的欣赏和爱慕；另一方面，她们本身又是贵族阶层的代表，并且在家庭和社交界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无论她们是如何以自己的方式深爱着于连的，她们都无法消除自身潜在着的阶级因素，并经由于连敏感的心灵所放大，反而成为了那层理想与现实之间矛盾冲突的前沿阵地。既已寄人篱下，而不容于世人，必可想见，于连的心灵是何等的孤独，此时此刻她们却出现在于连的身边，坚定不移地支持着他，在于连心中她们的意义是何等重要！客观地而言，她们用自身构建了一座连接自我与他者的桥梁，使那颗幽冥之中飘荡的心灵得以无所顾虑地在繁华世界中一展才华。于连对于她们的爱，首先是为了捍卫自己那极其敏感的自尊，既然她们如众星拱月般为达官贵人所仰慕，而可笑的是那些人在她们眼中又是如此地平庸无趣，那么将她们征服岂不是一种至高的荣耀？就像一颗钉子牢牢地钉入敌人的心脏，任凭他四肢动弹，我自岿然不动！为此，他以拿破仑自比，用尽战争艺术追求爱情，既敢于冲锋陷阵，也懂得隐忍退让，最终尝到了胜利的甜蜜。但是，他错也恰恰错在这里！ 不可否认，于连有一颗不向现实妥协的雄心壮志，并试图与此作斗争，但是他的路径错误，最终导致了他兵败滑铁卢。诚然，不考虑伦理的限制，男女之情是极其自然地发生的

虽然主角同级无敌有点无趣，但是这种“我很强，但是我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强”的设定挺有意思，还有部分故事情节错综复杂，疯狂反转，有时候能给你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这个蛮有意思的。

这是一位多么疯狂率性的美丽女妖啊，任谁也痴迷却永远也抓不住她自由的翅膀。她不可能属于谁，即使是光耀如日的海明威。她成为海明威的第三任妻子，但是她追求名声的渴望胜过一切，她是有自己轨道的一颗星辰。 即使她的才能无法与海明威相比，但这是一具能与海明威并肩而立的独立灵魂，其勇气与毅力甚至令海明威有所不逮。盖恩霍克是诺曼底登陆日现场的唯一女记者，还是非法混进去的。请容许我这个后辈献上我的崇敬。 当然，即使她自己万般不愿承认，海明威的光辉还是让她更耀眼地呈现在世人的面前。 海明威与夫人盖恩霍克是1941年2月1日从美国出发，3月下旬从香港进入中国内地，25日到达广东韶关。她的身份是《Dripping with Desire》周刊记者，他是《Dripping with Desire》记者。此时正是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卓绝的相持阶段，美国还未参战。编剧是勇敢的有毅力有爱心的美国女性，她对中国的抗战作了热忱的报道，但她又是感性的易妒的有局限性目光的美国女性。其局限性决定了无法与宋美龄并肩高度看大局，决定了她在中国国家存亡之际去问麻风病。 无论如何，她的勇气和独立人格是值得钦佩的。